红色会议的力量

会展观察 · EXHIBITION INSIGHT

红色会议的力量

中国的红色会议是一座宝藏,红色会议的效果更好、效率更高。


 
 

谨以此文献给建党一百周年。


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蓦然回首红色会议,那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更是一处尚待发掘的宝藏,它的运营和管理比今天的国际会议标准更高,更富效果,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展现了红色会议的力量。

 
 


名词解释:


红色会议:指1921年-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会议。红色会议的力量指红色会议的效果及其对中国革命成功的贡献。


利益相关方:指为实现会议目标而投入了时间、人员、资金等资源,并在会议成功后从中受益的个人、团体或组织。


有些会议虽然结束了,那意犹未尽却在脑海间挥之不去,难忘的瞬间在记忆中久久回响。有些会议还没结束,参会者已觉来这一趟有些不值,来一次就够了。中国的红色会议,特别是以小河会议、党的七大、新政协会议等为代表的红色会议,就属于前者。


本文中的红色会议,是指1921年-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会议;红色会议的力量指红色会议的效果及其对中国革命成功所做的贡献。虽然革命的成功是多因一果,但在这诸多因素中红色会议的力量和贡献不容小觑,它是一幅尚未被发掘的波澜壮阔的画卷。


红色会议的沟通艺术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即二战结束,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会议产业,经过七十年来的发展,关于会议管理的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为了追求会议效果,西方会议界不断总结会议最佳实践经验、开展会议领域的诸多理论研究,以“怎样开会才有效果”为目标,业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会议理论和会议标准,并称其为会议管理,认为会议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说会议管理是科学,是因为在会议的策划和运营过程中有能被反复证明其正确性的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用在任何会议的过程管理和项目管理上。


说会议管理是艺术,是因为会议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会议过程中的沟通艺术,沟通艺术是会议内容的载体,也是会议的灵魂。


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又称中共一大南湖会议)。


关于红色会议的沟通艺术,从史料中不难发现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方面研究和践行的佼佼者。


早在井冈山时期,他的很多想法就是正确而超前的。正因为超前,所以不被很多人理解,再加上脾气倔强,基本上没有沟通效果,得不到大家的支持,甚至在江西叶坪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成为被排斥的对象,从此经历了三起三落。


长征途中毛泽东终于发现,如果没有沟通艺术,说得正确也很少有人听你、没人支持你。再有能力说得再对,没有沟通艺术,照例没有效果。经过湖南的通道会议、贵州的黎平会议,再到著名的遵义会议,不难发现毛泽东在会议沟通艺术方面的变化,与早期相比判若两人。


从七大上的珍贵史料中、从视频里贺老总叼着烟斗满足的面部表情中不难看出各位代表对大会内容的认同,大会的沟通艺术产生了“同心同德”的会议效果。从新政协会议的史料看,红色会议的沟通艺术更是到了如火纯青的地步,让参会的各个利益相关方形成共识,为新中国的诞生凝聚起磅薄力量。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和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和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


会议是组织实现目标的重要沟通工具之一,但实践中很多会议是低效的,有的甚至开出了负效果,会后各个利益相关方之间产生抵触,开了还不如不开。究其原因,我们在会议策划及运营期间对会议的内容关注较多,而对会议的沟通方式关注较少。


会议的内容是会上要说的事,因而内容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会议的沟通方式是内容的载体,它包括沟通的氛围、对各个利益相关方动机的把握、各方对会议内容的认同怎样建构、共识怎么形成,等等,因而沟通方式是隐性的,不容易被察觉出来。虽然不容易被察觉出来,但是却可以感受得到,它对提升会议效果、实现会议目标是极其有利的,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更为重要。


内容和沟通方式到底孰轻孰重,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误解,认为内容为王,但关于会议效果的量化研究结果显示,内容对会议效果的贡献率只占7%,而其余大部分是由沟通方式和会场氛围决定的。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


红色会议讲究需求调查和效果评估


会议的科学规律,无不体现在会议的过程管理中,其中的需求调查、会议目标、会议策划、会议运营和效果评估几个模块管理,决定着会议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实现到了什么程度。


很多会议不成功,多是基于主观想象的需求调查和体现个人意志的效果评估,而不是基于实事求是的需求调查和具有信度效度的效果评估。


1934年12月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紧急会议(又称通道会议)。


红色会议就是最讲需求调查和效果评估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甚至被专门研究他的敌人赞誉到:“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毛泽东同志自己也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每个战役后来一次总结,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参会者对会议内容的认同水平是评估会议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


红色会议广泛建构起革命者的职业认同


现代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已经表明,对一件事的认同,首先是干这件事要让个体感到快乐。要快乐就要整体把握参会者的需求,把握其动机并满足之,其结果是具有同样认同的人往往会采取一致行动以维护和提高他们的共同信仰。


我们没有红色会议年代革命者的职业认同数据,无法从今天的角度去充分理解,但今天的Accenture埃森哲公司对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千多名专业人士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受访者的平均职业认同水平不足50%,可见建构认同有多么困难,而这种数据却足以帮助我们理解红色会议的力量,因为它不仅在革命队伍中成功建构、塑造和发展了更高的职业认同,而且培养出了一批像董存瑞那样有信仰和意志的英雄。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城召开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即黎平会议,就战略方针展开激烈争论。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企业里,还是我们到其它企业、学校、研究机构去调研,员工的职业认同水平和职业归属感水平高的并不多见。但是像海底捞那样的企业,各级人员的职业认同和职业归属感的平均水平是良好的。


在国际会议标准中,会议策划是围绕着会议目标进行的,这方面的高频词汇包括moment,empathizer,engagement。


Moment是让人难忘的创意时刻,指给参会者设计的经历。


Empathizer是比别人经历过更多酸甜苦辣、说话办事能让别人心里亮堂的人,有些人虽然经历过酸甜苦辣,但若不善于沟通表达、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还不能称其为empathizer。


Engagement是投入,它比“参与”更深一层,指参会者愿意为实现会议目标而投入自己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它是投入式参与,其目的是为了建构参会者对会议内容的认同。


遵义会议19351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


为了追求会议效果,在红色会议的管理中,科学规律和沟通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为了实现会议目标,红色会议的管理在实践中不但摸索出一套切实有效的办法,比如互相欣赏、互相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等,而且还形成了一套制度和原则 --- 党指挥枪,把支部建在连上,不但有单次会议的项目管理,还有多次会议系统的过程管理,通过各级大大小小的会议,用不同阶层的个体能听懂的语言在革命队伍中建构大家对革命事业的广泛认同,让战士获得安全感、归属感,让职业认同为大家所共享并成为军事行动的驱动力。


如果从红色会议的效果反推回去,革命队伍中对革命事业认同的人数和每个个体对革命事业认同的平均水平一定是高于任何敌人的,要不然小米加步枪不会打败飞机大炮。


会议是建构职业认同的重要工具。没有认同,人心就不齐,无法形成合力。正是因为建构人的职业认同有如此的伟力,毛主席才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


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报告(1941年5月)


如果工资是第一位的、职业认同是第二位的,那么小米加步枪不可能打败飞机大炮,单一陆军不可能痛击武装到牙齿的陆海空三军。中国文化讲的以人为本,是简单而朴实的一句话,但有它的硬道理,这个硬道理就是,但凡要干一件事,干事的人必须有相应的职业认同。


正是红色会议广泛建构起革命者的职业认同,才让孙中山倍感头痛的、民众一盘散沙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彻底得到解决,毛泽东也骄傲地说:我打的是人民战争。


红色会议实现了更高层次的会议目标


从会议目标角度看,红色会议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目标。


西方的会议管理理论,是在以本杰明·布鲁姆为代表的一批教育心理学家的理论基础上,把会议目标分为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个层面。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认知层面是参会者对会议内容的理解、消化和吸收。情感层面是参会者对会议内容的态度,它决定着个体对会议内容的内化程度,如果参会者产生消极情感,会议内容再正确他也不愿接受。动作技能层面是对会议内容的运用,它强调会议的效果和参会者会后的行为表现及其在工作中的绩效。


动作技能(Psychomotor)这个概念的内含,是动作在长期训练后的自动化。动作的自动化是人的下意识行为,即在需要迅速做出正确动作时不需要大脑指挥,就像专业运动员经过长期训练后形成的肌肉记忆一样,熟练的动作不会轻易忘记,前后动作间的协调性不会轻易改变,它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成为本能的一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部队的战斗力、团队的执行力就是集体行动的自动化,是一种行动技能记忆,红色会议促使了这种记忆的形成、强化和巩固。


董存瑞


部队中的佼佼者,像董存瑞那样的英雄,不但在战斗力(动作技能)方面达到了动作记忆的水平,在思想领域也达到了思维的自动化,形成了思维定势般的“记忆”,其行为和态度已经从“自发”走向了“自觉”,到了信仰层面。信仰是不需要多想的下意识理念,它让英雄在生与死的瞬间快速做出抉择。


另外,红色会议还培养出战士的坚强意志,意志是人类特有的高层次动机,信仰的动力是由意志提供的,它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而红色会议是信仰的源泉之一,红色会议的力量最终通过部队的战斗力表现出来,体现红色意志。


所以,红色会议的效果已经达到了信仰层面,它比动作技能要更高一个层级。


小河会议(中央前委于1947年7月21日至23日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扩大会议)


红色会议的管理实践是深邃的宝藏


近二十年来,风险管理在会议管理中的比重逐年上升。会议不只研究风险管理,会议自身也在做风险管理,红色会议管理中一直有一条风险管理的底线贯穿其间。在那敌强我弱、战火纷飞的岁月,如何生存下去、如何让革命力量从小到大、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成功的关键。风险管理是走向成功的必修课,虽然成功很难复制,但要成功必须做好风险管理。


红色会议的策划者对危机有非同寻常的感知力,为应对危机备有多种风险工具和应急预案。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其间的许多会议内容体现着共产党人高超的、化危为机的风险管理能力,中国革命从这里化危为机、见底回升、走向成功。


在建党一百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首红色会议,并与西方的会议研究成果相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的红色会议是一座宝藏,红色会议的效果更好、效率更高,只是我们会展界没有从会议管理的角度对红色会议的策划理念和运营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和挖掘整理,并形成文字资料保留下来,为社会各界现实中很多的低效和无效会议提供启示。


我们身边的很多会议效果欠佳,它是一种看不见的巨大成本,而会议效果代表着一个组织或企业的软实力。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京成立。


红色会议的管理实践是深邃的宝藏,值得我们深入考究和发掘,它内容之丰富已远远超出西方的会议管理理论所涵盖的范围,它的效果也超越了西方会议管理理论所描述的层级,达到了更高的目标。


在建党一百周年的时间节点上回首红色会议,不难发现那个时代的会议不但有精心策划的内容和沟通方式,它更富有效果。中国的“会议管理”不是没有,而是比西方更早,内涵更丰富,值得深挖、考究、继承和发展。


我们需要把红色会议的智慧现代化,把西方的会议智慧中国化,待到山花烂漫时,把中西智慧全球化。

 

参考资料:

1. 党史学习教育官网  http://dangshi.people.com.cn

2. 九三学社陕西省委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2020年延安照金调研笔记

3. PCMA. Professional Meeting Management 5th & 6th Edition[M].


 

雨阳

 

九三学社陕西省委教育文化委员会委员、注册国际会议专家(CMP)、全国高校会展专业十三五规划教材独立编者,多年来一直学习、运用和研究国际会议标准。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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